我采访马大贵是2012年的冬天，我第一次到马家湾。他的院子很特别，院门是曾经马家湾仓库的废墟，断裂的墙面上遗留着血红色字迹和五星图案。穿过这些废墟墙体我有种穿过公元前古遗迹的错觉。
马大贵是个单身汉，村里人对“单身汉”颇有微词，潜藏着另一个意思是“没本事的人”。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锄地，快80岁的人，握锄头的力道不像是个没本事的人。
采访依然是从逝者信息的统计开始，同为马姓，但马大贵对那些逝去的马家人的记忆却不那么清晰，口气中透出凉意。马大贵的命运故事与那些记忆模糊的马氏兄弟不同，他的生活从土改开始有了转折。他现在居住的院子是土改时分得的前地主的家，他反复强调，这个房子刚分给他的时候不是现在这样的，墙面是他返修过，原先只有两间屋，后来他又买下旁边三间。我问起前屋主的去向，他回答：“把他弄到其他房子去住到。现在没得人了。人完了。”
饥饿时期他的记忆聚焦在院前的臭椿树，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，并反复强调当时“国家有困难”。去理解这样一个童年无屋可宿之人，在土改时成为翻身农奴分得两间房屋，就不难理解他怀有渡“国家之难”用椿叶添肚的牺牲之心了。
这种牺牲在文革期间保持了持续的效用，他被认命为副队长。从一个放牛娃到副队长，证明了马大贵并不是“没本事”之人。
—章梦奇
